庐山会议见闻录
作者：许广亮
1970年8月，庐山见证了中共九届二中全会的重要召开，此次会议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具有深远意义。在那一年，我有幸作为中央军委直属机关两位中央委员的陪同人员，一同登上了庐山之巅。如今，我愿将那段会议期间的所见所闻，以文字的形式与大家分享。
林彪、叶群所乘车辆独特。
1970年，我在解放军总后勤部政治部保卫部担任警卫工作。8月17日，我陪同总后勤部政治委员张池明赴沈阳军区某机械化师，参与全军装备管理现场会。就在此时，突然接到来自北京的紧急电话，告知有要事相商，要求张池明次日即刻返回北京。鉴于现场会议尚未结束，且张池明身为会议的核心主持人，我们便决定由总后勤部副部长封永顺接替主持。次日，我与张池明一同乘坐飞机从沈阳返回北京。抵达北京后，方才得知中央的通知，他需前往庐山参加党的九届二中全会。
军委直属机关，涵盖各总部、各军种、兵种及国防科委等，与会中央委员共21人，其中政治局委员及因病请假者除外。依照军委规定，直属机关的每位中央委员可携带一名随员，包括秘书、警卫及医生。在这21位中央委员中，有三人携带一名随员，另有两人携带一名，共计随员9人。当时，总后勤部有四位第九届中央委员，除邱会作（时任总后勤部部长）为政治局委员外，其余三位分别是张天云（时任总后勤部副部长）、张池明（时任总后勤部政治委员）及张令彬（时任总后勤部副部长、中央候补委员）。张天云因病缺席，张池明与张令彬两位中央委员遂决定让我陪同他们前往庐山担任警卫工作。8月19日，我们进行了准备工作，并于20日上午乘坐苏制伊尔-18空军专机，从北京西郊机场起飞，中午抵达武汉。机上共有五六十名中央委员，既有军队也有地方代表。由于九江机场当时规模较小，无法起降大型飞机，与会代表的大型客机需在武汉或安徽安庆降落，再换乘小型飞机至九江机场。我们乘坐的飞机在武汉机场降落，午餐后稍作休息，于下午3时左右换乘两架苏制安-24型小型飞机抵达九江机场。该机场规模有限，跑道上的水泥接缝间甚至生长着小茅草，显示出这里飞机起降次数不多。会议已安排车辆接送委员们上山，其中大部分为北京吉普，也有少量江西南昌生产的类似车型。中央领导人的车辆多为普通轿车，唯有林彪和叶群所乘的两辆车别具一格。这两辆车从北京用运输机运至南昌，再经九江抵达庐山。它们均为美国制造，一辆为林肯，另一辆为凯迪拉克。车身修长低矮，长度甚至超过国产的大红旗轿车，门窗玻璃均为深绿色，从外向内看几乎无法窥见车内景象。据悉，这些车辆系专门为他们进口，当时在国内极为罕见。
军委直属机关的中央委员所乘车辆均为北京吉普。每辆吉普车搭载两名中央委员及一名随员。攀登庐山途中，沿途增设了两处临时茶水站，这些茶水站乃以帐篷搭建而成，专为游客休息而设，帐篷内备有各式茶饮及新鲜水果。自九江机场启程，沿盘山道蜿蜒而上，道路狭窄，弯道众多，加之登山之势，故车辆行驶速度不宜过快，大约耗时两小时方可抵达下榻之地。
住别墅，吃土特产
庐山坐落在长江中下游的九江市南侧，被誉为国内外知名的避暑胜地，其海拔高达近1500米。山峦起伏，奇峰林立，苍松翠竹点缀其间，风光旖旎，气候宜人。山中常常云雾缭绕，宛如置身于浩瀚的云海之中。无论是远眺庐山，还是行走在山间，都常被雾气所环绕。古人云“不识庐山真面目”，或许正是由于雾气太浓，使得庐山真容难以辨认。微风吹拂，浑身凉爽，早晚时分凉意更甚，颇有“高处不胜寒”的意境。
庐山之上，点缀着众多精致的西式小别墅，军委直属机关的21位中央委员，便分居于仙人洞附近的山坡之上。每座平房仅供一人居住，而二层楼房则可供两人同住。此外，还有9名随员与他们共处一室。这些别墅建造精巧，室内设施一应俱全，四周环绕着参天古松，粗壮的枝桠如臂膀般覆盖在屋顶之上。从山脚仰望，隐约可见星星点点的屋顶在碧波荡漾的绿意中若隐若现；而从高处俯瞰，只见郁郁葱葱的树林，房屋的轮廓几乎难以辨认。每栋别墅均配备了服务人员，他们均为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学生，性格忠厚，朴实无华，且情绪高涨，会前经过精心培训，为会议提供了卓越的服务。我们的住所还设有会议医疗组，由广州军区驻江西某野战医院及南昌市某医院选派的4位医护人员共同组成。
我们一行9名随员与21位中央委员共聚一室，同享盛宴。餐厅虽小，却专为这21位委员所设。他们分席三桌，而我们则独占一席，虽饮食标准略有差异，但差距并不显著。我们这些随员，均为首长身旁多年的得力助手，既有秘书又有警卫，还有一位空军医生，与军委直属机关的委员们交情匪浅，因而气氛融洽，彼此间显得格外随意。每当他们桌上的佳肴出现，便常被热情地端至我们席上，共享美食之乐。
庐山之地，物产丰饶，甲鱼、石鸡以及蛇类尤为盛名，几乎日日可见这些地道食材烹制的佳肴。传闻为保障食材的源源不断，部队特意调遣了一部分战士上山捕捉。众人皆言其美味可口，然而于我而言，那石鸡体型庞大，色泽深沉，宛若癞蛤蟆；甲鱼的外貌更是令人作呕；再看那超过一米长度的蛇，被囚禁于铁笼之中，皮肉已被剥去，尾巴尚在挣扎摆动，令人观之不寒而栗。因此，我在庐山逗留的十数日间，未曾尝过一筷。
与会代表大多于8月20日或21日抵达庐山。在会议召开之前，代表们及其随行人员纷纷游览了庐山的风景区，并着手进行会前的各项准备工作。风景区内名胜众多，包括仙人洞、花径、庐林、含鄱口以及大天池等，此外，还有闻名遐迩的云雾茶场。尤其是秀峰处那雄伟壮观的瀑布，更是令人陶醉。李白那流传千古的名篇——“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生动地描绘了庐山瀑布的神奇与美妙。
会议精心安排了专业摄影师于数处风景胜地，为与会代表及工作人员捕捉美好瞬间，且全程免费。只需留下您的住址信息，摄影师便会在一两天内将精心冲印的照片送达至您的手中。
保密代号：200
8月23日的午后，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的大礼堂隆重启幕。在会议期间，我们的主要职责是为各位负责的中央委员分发文件、收取文件，会议召开时为他们安排车辆，同时还要妥善照料他们的起居生活。鉴于我们的住处与会议地点相隔较远，无论是召开全体会议还是分组讨论，都需派遣车辆进行接送，每辆吉普车载客两人。九届二中全会的分组讨论依照华北、东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六大区域进行划分。军队的中央委员被分配至这六大组中。我所负责的两位同志，张令彬加入了华北组，张池明则加入了东北组，这两个组的会议地点相去不远。会议期间的安保工作十分严格。据悉，从山脚至山顶设有数道岗哨，住宿区域也有哨兵轮番巡逻。在那里，只要首长的健康无恙，其他方面的安全便能得到绝对保障。因此，参会时随员可以选择一同前往，也可选择留步。通常情况下，我会参加全体会议，主要目的是希望能见到毛主席。“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在北京时有幸能见到周总理等领导人，但与毛主席见面的机会相对较少，因此，全体会议时我必定出席。在将首长送达大礼堂后，我便站在后台入口旁的路边等候毛主席的到来。毛主席通常会在会议前一两分钟或正点准时到达，毛主席一到，会议便正式开始了。
中央会议的保密措施极为严苛，出发前绝不能泄露任何信息。对于警卫人员而言，严守机密是至关重要的工作准则。保密范围不仅限于会议的具体内容，就连行踪与出发时间亦不可对外透露。抵达庐山后，保密工作依然严谨，会议规定，除非有紧急事务，否则不得与外界联系。即便确有要事需沟通，对外亦不可提及庐山之名，而应遵照会议指定的代号，统称为“200号”。然而，会议对我们随员却充满信任，将文件和简报的分发等任务交由我们负责。在会议期间，21名中央委员的文件与简报均由中央办公厅封装在一个信袋中，密封后直接交付一位空军首长的秘书。秘书拆封后不再封存，由我们负责分发至各中央委员。这类文件每日均有。坦白说，出于好奇，我们在分发过程中也随意翻阅。因此，庐山上的动态，通过文件和简报，我们能够随时了解。例如，当得知九届二中全会第六号简报（亦即华北组第二号简报）被收回，以及毛主席发表《我的一点意见》时，我们感到非常惊讶，随员们私下也会窃窃私语。当在简报上看到陈伯达被批判的消息后，我们都十分好奇，想一睹这位“天才理论家”陈伯达被批判后的样子。于是有一天，我随车前往开会地点，看到陈伯达低垂着头，缓缓地蹒跚而来，直到快到时间才出现在会场，与往日那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形象大相径庭。
庐山事件须严守秘密。
9月6日，第九届二中全会圆满落下帷幕。在会议的尾声阶段，对于携带文件的规定显得尤为严苛，与过往的情形截然不同。往常，中央全会上、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都会向各部委、各省、各大军区以及解放军各总部、各军兵种分发一整套会议文件，供与会者带回并传达给各自单位的党委常委。然而，此次会议却规定，与会人员仅允许携带一份九届二中全会公报，其他任何会议文件、材料均不可带走。即便是委员们的个人笔记本，也必须上交或自行销毁，几乎禁止携带任何纸张。带回的九届二中全会公报也需以正式发表为准，在报纸未公布之前，严禁公开。鉴于此，首长在临行前特别强调，关于庐山发生的事件，回到北京后必须严格保密，严禁向任何人士透露。
陈伯达
自九届二中全会以来，陈伯达反党问题在一部分党的高级干部间以口头形式有所传达。大约在1970年10月初，这一议题逐步传至军队各级干部，随之而来的是深入的学习与讨论。会议的场所安排得相当周密。为了严格限制知情者的范围，中央作出决定，各单位在学习期间提交给中央及中央军委的各类报告与简报，均不得由打字员打印或铅印，更不允许未参与传达的人员接触，唯一的方式便是手抄上报。因此，在这段时间里，总后勤部呈递给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各类报告和简报，均由政治部一位副主任亲自执笔起草，经过总后党委常委的讨论定稿后，我于张池明的办公室内，关闭门窗，一丝不苟地进行誊写，完成后则由那位副主任进行密封，并由保密室发送。直至1970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一文才被传达至党的地区级核心小组成员及部队师级党委委员。在此期间，对陈伯达问题的保密工作执行得极为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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